“拼命陈郞”
— 侯 军
在中国茶文化界，你如果说你不认识陈文华先生，那只能说明你还“不够文化”，至少说明你对茶文化的认识程度还欠着火候。差不多的意思换到陈文华的嘴里，说出就成了：“你说你喜欢茶文化，可是你边我的《中国茶文化》杂志都没读过，那也只能说明你对茶文化的了解很有限。”就我个人而言，足以验证他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。是的，我在读到他的杂志之前，确实对茶文化处于一知半解的阶段；我对茶由爱而迷、由迷而痴，进而渐入佳境，成为一介茶人，确实是在读了他的杂志之后，确切地说，是在认识了陈文华之后。
我与陈文华先生的相识很有趣，那是在1992年春天，我应邀参加在湖南常德召开的一次国际茶会。在接待大厅里，我被一位茶友介绍给陈文华。他像老熟人似地跟握手，说：“你就是侯军啊，跟我想象的样子差不多。”接着就跟身边的茶友们笑谈起我与寇丹先生的各自误会：我把老先生误认为是“寇丹小姐”，而寇丹先生却把我误认为是个老先生……我感到诧异，初次见面，这伴陈教授怎么会对我如此熟悉呢？陈文华先生告诉我，寇丹早把你的名字在我耳朵里灌了无数次啦，我知道你写过一组《茶诗话》，还知道你正准备再写一组茶画的文章，你什么时候能写好？我可以在《中国茶文化》杂志上连载。
这样的“见面礼”着实令人印象深刻。他所讲到的《茶诗话》本是我在天津日报上连载的一个系列文章，也可以说是我对茶文化的初试身手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这样一组刊载于非产茶区、非专业报纸上的小文，竟然被大名鼎鼎的陈文华教授关注到了，这使我又惊又喜。我随后就把自己的《茶诗话》文稿交给了陈教授，他在会议期间就审读了一遍，没等到散会就已经给我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：“这组文章很好，我下期就开始连载。”
由这件事，我断定面前的这个学者是个独具慧眼的好编辑。果然，一个月后，我的这组《茶诗话》就在他主编的《农业考古·中国茶文化专号》上登了出来，这一登就持续了三四年的时间。
当时，还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不忘：我妻子李瑾初见陈文华，端详着他的脸说：“我觉得您长得很像一个人……”这位老兄立马接住话头，说：“他们都说我长得像孙道临。”
别说，经他这么一提醒，我觉得他跟三、四十年前红遍全中国的电影明星孙道临确实有几分相像：浓眉大眼，英俊潇洒，高佻身材，只是多了一副眼镜，平添了一丝文气。
后来接触多了，才知道陈文华先生不光杂志编得好，学问也做得好生了得：他是农业考古这一新兴学科的开创者，在国际农业考古界是当然的领袖人物；早在80年代中期，他就作为成就斐然的中青年学者，被请进中南海给党政要人讲课；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、江西社科院的副院长，照理说，也是老大不小的官儿，可是他怎么看都不像个当官的；整天背着个沉甸甸的大书包，里边装着满满的杂志、稿件，还有个破旧的照相机，茶会上凡是有新闻性的场合，都会见到他跟那些年轻的记者们挤在一起。有一回，台上已经宣布：“下面，请陈文华教授发表演讲”，他老兄还在“下面”抢镜头呢。
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到一个小地方出席茶文化研讨会。这本来是个很专业的学术会议，可是组织者却把官场上的那一套规则也照搬过来，主席台上的位子完全依照官职级别的高低来排序，这样一来，有几位学术地位很高却无一官半职的老专家，就无法上主席台了。陈文华头上顶着院长的头衔，又是杂志主编，还是全国政协委员，自然是台上的“重量级人物”，可是会议开幕时，他却躲在我的身边，听任台上“千呼万唤”，他就是不肯上台。我说：“您还是上去吧，您这位厅局级的不上去，人家那些县处级的怎么坐得住啊！”你猜人家陈教授怎么说：“那个台子本来就不是他们应该坐的。我今天就是要给他们做出个尊重知识、尊重学术的榜样！”他还说，咱是茶人，茶人哪能讲究高低贵贱呢？当年日本的茶道大师千利休举办茶会，先到的是个农夫，他就让农夫坐在上位，大将军最后来的，就只能委屈他坐在末位。这才叫茶人的品格。
他主编的杂志，可以说是当今中国茶文化界最具权威性的出版物之一。可是谁能想象到，这么一大本厚厚的、近四百页篇幅的大型刊物，相当长的时间里只他一位“寂寞高人”全权打理：身兼编辑、记者、文书、校对、摄影、出版、印刷、广告、发行……他本来可以配几个助手的，但是，他舍不得经费。他说，咱们茶人编的杂志，就是要多一点茶味儿，少一点铜臭味和纱帽味。我当主编就不能当当校对、当当搬运工么？
据说，当年他在武夷山上，听说一家山顶茶馆可以代销他的杂志，人家老兄连夜下山取了一大包杂志，又连夜背上山顶。当年，他已经60岁了！难怪，在中国茶文化界，陈文华被称为“拼命三郞”。他爱茶、爱得痴迷，爱得炽热，爱得深沉。这是因为他深知：在那嫩绿茶芽的下面，紧连着中华文化的根！
陈文华教授写了很多书，其中大部分是学术著作，一般是很少送人的。可是，对我却十分偏爱，连早年出版的《论农业考古》、《农业考古图录》都一一题赠给我。尤其是他的茶文化力作《长江流域茶文化》，更是在写作过程中就给我寄来了与文化艺术相关的章节，让我给他提提意见，这让我十分感动。我如实地提出了我的一些见解，他非常重视，其中大部分意见都被采纳到最后的定稿中。这部近五十万字的煌煌大著是由季羡林先生担任总主编的《长江文化研究文库》中的一本，2004年出版之后，陈文华先生第一时间就给我寄来了签名本，我立即展卷研读，忽然发现在书中专门有一章论及茶与文学艺术，这位老兄竟然用了近两千字的篇幅，来评述我的一组茶话，认为是当今“茶散文”的代表性作品，这评价实在令我汗颜了。
老实说，我搞茶文化研究纯属“票友下海”，远非正统学术。可陈文华先生却给予我多方面的鼓励和支持。他有一个观点，认为茶文化不能只在茶界小圈子里打转转，而要吸纳社会各界爱茶人士的参与，我大概就属于这类“茶界票友”。在他所主持的各种茶文化活动中，他总是对我这个外行予以格外关照，给我机会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，即使我说的是“野狐外道”，他也总是给予宽容和理解。有一次，在五台山召开国际茶文化研讨会，他是主持人，我在发言中却直指他的一个观点，表示了不同看法，他却笑眯眯地鼓励我放开讲下去。我的演讲超时了，他竟然向台下听众征求意见，希望大家再给我十分钟把观点充分讲完。具有如些涵养如此胸襟如此气度的学者，方为大学者——陈文华教授是其人焉！
多年的劳碌，使“拼命陈郞”（改三郞为陈郞是我的专利）最终被累病了，是很严重的糖尿病。我听说时他已经住进了医院。我打电话问候他，他满不在乎地说他正在审阅下一期的稿子，“躲进医院，效率还更高了。”他说着径自笑了起来。
我笑不出。从此，我每每在煮茗簃里翻阅他的杂志，心里就在为他担心：70多岁的人啦，您可要悠着点儿啊！
前不久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电视片《恋上桃花源》，说的是陈文华教授在退休之后，又开始在江西婺源的上晓起村开发“茶文化主题旅游区”——这个闲不住的“拼命陈郞”啊，又在那片山清水秀的田地里，继续他的事业、他的梦想！
